11月27日，年仅35岁的台湾地区艺人高以翔因录制《追我吧》，突然昏厥，心跳骤停，之后经抢救无效遗憾离世。这给公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，昨天微博几度宕机。
斯人已逝，愿他安息，然而反思不该停止。悲剧缘何发生？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？
收视率
高以翔是在录制节目《追我吧》发生意外的，这档节目号称是“夜晚城市实境追跑真人秀”，在夜深人静的城市CBD放置多个障碍装置，明星在其中上演你追我赶、“飞檐走壁”的追跑竞技。
虽然目前节目才播出三期，但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竞技强度之大。它不仅要求明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上一两公里，还得跨越一个又一个大型障碍物。
三期以来，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无不狼狈不堪，累的累，吐的吐，崩溃的崩溃。这还真不能怪明星脆弱。第二期请来了奥运冠军邹市明和李小鹏，邹市明在通过一个障碍物时掉入塑料球池，直接被塑料球淹没，双腿失去知觉；而李小鹏在完成节目的一半时，就直言自己不行了。
根据专业医学人士科普，“凌晨一两点，正是人体体温最低的时候，人体各项机能包括神经反应、关节活动性、心肺功能，都处于一天的低谷”。深夜录制，再加过高的强度，让节目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。
为什么节目组要冒这样的风险？
说到底，还是收视率。
昨天一张浙江卫视内部嘉奖令在网上流传，因为《追我吧》收视率高、流量高，台内曾给项目团队奖励50万元。也是在昨天，在发布声明之前，“@追我吧”官方微博置顶的仍是该节目收视第一的庆祝文。
时下综艺市场热钱流动，综艺节目是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的“摇钱树”，综艺节目的战况也尤其惨烈。为了从这片红海中成功厮杀，各大节目只能在强度、尺度和噱头上做文章。
节目难度系数越高越好，明星被虐得越惨越好，这样才有反差，才有话题，才有看点。
可就像海恩法则说的，当节目收视率至上，很多安全隐患直接埋下了。
《追我吧》之前宣传中一直强调“工作人员预先测试游戏、医护团队现场待命”云云。可是当高以翔突然晕厥、心脏骤停时，现场的反应还是迟缓了——节目组或许未曾预想过最坏的情况，备案做得远远不够充分。
而今悲剧发生，《追我吧》已停止录制，声誉扫地。唯收视率，最终遭到惨痛的反噬。
“话语权”
浙江卫视与《追我吧》需对这场悲剧负重要责任。此时此刻，公众对于电视台与节目组的一些激愤批评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但冷静下来，电视台和节目组也非“十恶不赦”或“草菅人命”。
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，电视台和节目组不过是演艺圈的一个缩影——在其他电视台、其他节目组，明星和工作人员也以同样的强度在工作着。差别仅仅在于，之前未发生死亡的惨剧，或者惨剧的当事人不是明星。
演艺圈的工作机制是什么样的？公众对于“996”这个词并不陌生，而演艺圈则是“007”——早上零点上班，晚上零点下班，一周工作七天。
这虽是夸张说法，但并非没有缘由。以录制一档棚内综艺为例。假设一期的播出时长是两个小时，那么一般飞行嘉宾（只参与某一期）签订的合同时间是四个小时（不包括妆发），把妆发包括在内，可能就得五六个小时，还不包括路程时间。
而对于固定嘉宾（参与每一期）来说，一次录制可能是连着录制个两三期，这就意味着固定嘉宾的工作时间可能十几个小时。
明星尚且如此，那摄影、灯光、音响的老师呢？他们则要比所有明星来得更早，走得更晚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，超过24小时连续工作也不是没有过。
为什么两个小时的节目，要录个三四个小时？这跟演艺圈的工业化程度不高、工作效率低下、机动性太强有关。其背后，又涉及到话语权的不平衡。
大牌明星的话语权高于节目组，所以他们偶尔迟到，整个节目组就等人；对于咖位较小的明星来说，他们没啥话语权，珍惜工作机会要紧，敢怒不敢言，别人迟到自己干等。再加上现在综艺节目要抢噱头，就得有丰富素材，好多个机位拍摄，这边补点素材，那边重录一下，一来二去浪费的都是时间。
下一步？
演艺圈除了工作强度大、工作时间长，还有一个特点：特别爱熬夜。户外节目怕路人围观，可以理解，但很多棚内节目，也都是傍晚开始，磨磨蹭蹭一夜录到天亮。
这跟演艺圈从业人员的作息有关。因为长期的工作都是深夜或凌晨收工，导致演艺圈人士都已习惯了凌晨睡、下午起，工作时间自然也是从下午开始。
林林总总的因素作用下，时下演艺圈的工作机制积重难返。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电视台或一个节目组的问题，而是行业常态。
痛骂节目组可以宣泄一时怒火，但若要解决行业积弊，还是得行业入手。
怎么规避超时、超负荷工作问题？按国际惯例，这需要一个完备、标准化、工业化的体系，对劳工合同、工作时长等给出严格规定，保障各方的应有权益，而不是一切由“话语权”大的说了算。
知名导演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前秘书长何平发微博称，“其实这事早就应该做，并没有大不了的难度，导演协会，表演协会，摄影协会，美术协会等相关协会与制片协会签一个行业文件，并报备国家相关部门，作为从业者行规，相互约束，监管。要想进入工业体系，这一步早晚要走。”
不该再付出人命的代价。这一步是该走了。